摘要:在医生的行医生涯中,绝不可能不发生误诊。近半个世纪以来,医学科技迅猛发展,诊疗手段日新月异,但国内外研究显示,与几十年前相比,临床误诊率并没有实质性下降。误诊为何仍挥之不去?误诊又该如何避免呢?面对误诊,医生和患者该持何种态度?

关键词:误诊,技术,主观,病史,临床思维,客观

 

相信凡是医师,不论您从事何专业,也不管您年长或年轻,在您的行医生涯中绝不可能不发生误诊。所不同的是由于从事的专业不同,导致的后果也各不相同。近半个世纪以来,医学科技迅猛发展,诊疗手段日新月异,但国内外研究显示,与几十年前相比,临床误诊率并没有实质性下降。误诊为何仍挥之不去?面对误诊,我们能做些什么?

 

检查手段增加 误诊率并未明显下降

 

德国学者Kirsch和Schafii 1959年~1989年每隔10年随机选取100个病例,将尸体解剖病理诊断与临床诊断进行比较。结果让人颇为意外:30年间,虽然新增了同位素、超声、CT、核磁等先进检查手段,内窥镜也从硬铜管改进为柔软的玻璃纤维,临床误诊、漏诊率反而有所上升。研究显示,1959年、1969年、1979年、1989年误诊率分别为7%、12%、12%、11%。而这30年间,患者使用核磁、超声、CT的比例从零提高到77%,内窥镜使用比例从3%提高到23%。

 

“两位德国学者在1996年发表的这一研究报告,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人对此表示质疑。多国学者随即开展了类似研究,结果却惊人地相似。”北京医院心内科曾昭耆教授介绍,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发现,美国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误诊率并无显著差别。我国1989年也有文献报道,5312例尸体解剖结果显示,临床诊断与病理诊断比较,临床误诊总率为31.3%。其中,上世纪50年代为28.7%,60年代为29.1%,70年代为36.7%,80年代为32.5%。

 

新技术带来新的误诊因素

 

诊断手段与技术日新月异,但几十年间误诊率并没有明显下降,这不免让人感到意外,甚至沮丧。对此,我国医学大家吴阶平曾撰文分析说:“新的诊断手段在提高诊断准确性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误诊因素。”

 

任何一种辅助检查手段,无论其功能多么精确,得出的结果都不可能绝对准确。因为疾病是很复杂的,仪器操作过程中发生的误差、检查项目的适应范围等都会影响检查结果的准确性。如果不能正确选择检查项目并正确分析检查结果,就会造成误诊。比如,细胞学检查被视为重要的诊断依据,但细胞学检查的诊断率也仅有80%,如果加上仪器功能、操作者的技术、试剂、取材方法等干扰因素,误差率将会更高。

 

“技术进步可以带来诊断能力的提高,但未必能降低误诊率。技术的合理运用,依赖医生的诊断思维。”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吴东副教授说,如果医生不了解需要采用哪种检查手段,同样无法提高诊疗水平。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防治中心主任医师卫燕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是进步了,但人类的思维方式、思维深度和高度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现代技术手段提供的信息越多,反而越容易让医生感到迷茫。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也提到,医生可利用的技术、设备越多,诊断某一疾病的路径选择越多,人为误差、仪器误差的可能性就越大,误诊的几率也就越高。

 

专家指出,随着CT、MRI等可视化技术以及基因检测技术的长足进步,“单因单果”疾病的误诊率在下降;但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高新技术在多因多果、成因复杂的疾病面前依然鞭长莫及,因此,误诊率与过去相比并未下降。

 

我们对疾病与生命本质的认知还存在一定误区,不能认为有了高新技术,误诊率一定会下降。医学不是万能的,不可能改变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仍然有一些不治之症,是医学暂时无法解决的。曾昭耆坦言,对医学上的点滴进展轻易使用“重大突破”“突出成就”等词,往往会误导公众,以为不论多么复杂的疾病都能药到病除,这会让医生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

 

避免误诊 永远在路上

 

“误诊误治是临床诊疗工作中的客观存在,永远不会消失。”正如医学前辈姜泗长教授所言,由于医学的复杂性,无论科学技术如何进步,误诊都不可能完全避免。现代医学迅速发展,但对于疾病的认识还很有限,新疾病往往要经历逐渐认识的过程。

 

多年不见的疾病卷土重来,医生也可能会“相见不相识”。1964年,我国宣布消灭梅毒等性病,从此,医学院校大多不再讲述此病,教科书中也砍掉了有关章节。上世纪80年代,梅毒在我国死灰复燃,误诊率高达60%以上,且误诊范围极广,涉及40种皮肤病。

 

医学对于一些疾病的本质还不了解,即使同一疾病发生在不同个体上,其表现也是千差万别。医学前辈张孝骞教授就曾形象地说过:“病情就像人的面孔一样,没有两个是相同的。”

 

“医生虽然掌握了不少知识,积累了许多经验,但对于每一位新病人,医生只能从零做起。”曾昭耆强调,临床医学的探索性决定了诊断过程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难免会出现判断上的偏差,甚至处理上的失误。

 

七成误诊为医生主观原因所致

 

美国一项研究发现,74%的误诊是由医生判断或分析错误所致,而因医生知识技能欠缺所致只有4%。

 

各种先进的辅助检查手段的运用并没有减少误诊,反而成为导致医生做出错误诊断的主要原因。在曾昭耆教授看来,问题还是出在医生身上,“大量高科技成果引入临床,提高了对疾病的诊治能力,但也带来了一些负作用,医生对询问病史、查体的重视程度下降,基本技能弱化,这是临床误诊率不但没有降低,甚至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诊断帮助最大的是病史

 

曾昭耆教授说,询问病史和认真查体是医生一辈子的必修课,绝不能因为有了先进的检查手段就弃之不顾。

 

吴东副教授说:“医生诊断疾病与警察侦破案件有相似之处,医生通过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和辅助化验进行临床调查,以便确诊疾病,临床调查的质量高低,对诊断有很大影响,其中尤以病史最为关键。现在很多医生不注重采集患者的病史,要求患者做各种检查,有时在诊断方向上就是错误的。”

 

对于询问病史的重要性,我国著名内科学泰斗张孝骞教授曾说:“50%以上的病例能够从病史得出初步诊断或诊断线索,30%的病单纯通过体征可以得到诊断,单纯通过化验检查得到诊断的不过20%。”

 

“收集病史绝不是简单地听病人讲述和记录,医生要调动全部感知能力去‘抓病情’。须知,诊断从病人来到你面前就开始了。”曾昭耆教授说,医生甚至要从病人的体型、姿态、面色、语调、表情等诸多方面,筛取有意义的病情资料,进行分析思考。

 

吴东则强调,体格检查同样不容忽视。有些消化道疾病患者会在皮肤上出现症状,比如剧烈腹痛的同时皮肤出现小红点,就可诊断是紫癜。如果忽视体格检查,内镜只能看到肠胃的炎症和出血,还不能确诊。

 

迷信现代仪器不可取

 

医学前辈陶桓乐教授曾说:“医生要善于应用各种先进仪器设备,但决不能成为它们的奴隶!”吴东也指出,不少医生过高估计了辅助检查对诊断的价值,突出表现在过度应用辅助检查,认为基本的物理诊断技能已经过时,临床教学甚至也出现了轻视物理诊断的倾向。医学生虽然学习了采集病史和体格检查技巧,但一旦进入临床,受上级医师影响,会忽视甚至丢弃物理诊断学的本领。

 

“物理诊断技能不仅不能丢弃,反而应当不断强化。忽视物理诊断不仅不利于提高临床水平,还会浪费医疗资源,影响医疗质量,增加患者负担。”吴东说,疾病诊断需要医患双方形成默契的互动关系。不少疾病在病程初期缺乏典型表现,诊断难度较大,而随着病程进展,疾病的特征性表现逐渐显露,所以医生有时需要随诊几个月甚至是几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医生需要患者配合,做到长期随访,才能形成完整的疾病记录。

 

临床思维锤炼至关重要

 

曾昭耆指出,在临床医学领域中,先进仪器给诊断治疗疾病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有助于提高医疗水平。与此同时,医生也需不断提高自己获取疾病信息的能力和深入分析思考的能力,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先进的设备对医生才能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

 

临床思维需要医生在实践中慢慢总结积累。过于自信、思维偏倚等,都是常见的思维错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医学专业不断细分,致使很多医生知识面狭窄,鉴别诊断只能囿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没有能力从整体上把握病情,极易造成误诊。“年轻医生过早分到专科里,可能会在专业领域很精通,但也可能犯很低级的错误。”曾昭耆说。

 

吴东也认为,年轻医生在进入专科之前,应接受充分的二级学科训练,夯实基本功,拓宽知识面,保证医疗质量。“临床思维的培养也是目前教学中的薄弱环节。目前,我国医学院校中并没有开设培养临床思维的专门课程,相关教材和研究也非常少,不利于医学生临床思维的培养。”

 

让公众客观认识误诊

 

引导公众理解误诊,最好的范例是2003年的抗击非典之战。SARS期间,每天新闻都会报道3组数据:多少疑似病例转为确诊病例,多少疑似病例被排除,有多少新的疑似病例。SARS初期,北京市有1000多名流行性感冒患者被误诊为SARS,国内的误诊率达到40%~78%,但并没有患者因为误诊或过度诊断与医院发生纠纷。因为当时公众都理解,SARS是新发传染病,医生也不了解。

 

临床上因误诊而被追究责任的多是服务态度恶劣、有章不循、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例。比如,医生图省事,该做的检查不做,导致诊断不及时;把握不准的病例未及时向上级医师请示或请会诊,主观盲目诊断造成误诊等。

 

误诊并不一定等于误治。研究显示,超过70%的误诊并不产生不良后果。在医生已经穷尽思考和可利用的技术手段仍出现误诊时,公众应该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对待,否则医学难以发展。

 

病人越信任,医生发挥得越好;病人越不信任,医生越容易出错。曾昭耆教授说,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医务人员顾虑重重,患者的治疗有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由于双方对医学资讯的掌握存在很大差距,患者求医心切,历尽艰辛地来到医院就诊,总盼能药到病除,对医术期望值过高,一旦事与愿违往往难以接受,大失所望之余,悲愤难忍,甚至拔刀相向,以致时有惨剧发生。而医者有时也有无能为力的难言之隐,加之社会的不谅解,媒体的不当宣传,心中常有无奈、无助之痛。

 

医生在面对患者时,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从大量信息中汲取有价值的内容,加以综合判断,这是一个复杂的思考过程。如果没有良好的执业环境,判断失误的几率就可能增加。

 

如何避免误诊,使患者能及时正确地得到治疗,这不但是患者的迫切愿望,同样也是医生追求的目标。行医者深知误诊的危害,误诊的发生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合理性,但又有发生在具体某一个体身上的“不合情”。医生的内心甚为纠结,因此对医生的打击也甚大,而广大患者并不能体会到。

 

患者在医疗过程中要与医生密切配合,共同防范误诊。患者要学会准确叙述病史,不能夸大或隐瞒,否则就会干扰医生的正确诊断。另外,临床上许多疑难疾病和新出现的疾病,其最后诊断依赖于病理诊断和尸体解剖。尸检可以提高医生对疾病的认识,为今后减少误诊打下基础。但受传统观念束缚,我国尸检数量十分有限,这使得许多患者生前未能明确诊断的疾病,死后仍是个谜,导致诊断水平迟迟无法提高。

 

医生需直面“犯过的错”

 

医学界否定错误的氛围,让医生们无法诉说曾经犯过的错误,以至于无法从中学习与进步。而在公众眼中,误诊通常被视为是医生不负责任或技术差,所以医生常常对误诊持有敏感、回避的态度,认为谈误诊有损声誉。医生还缺乏对误诊进行反思的意愿,现在也缺乏鼓励医生进行误诊研究的激励机制和社会环境。

 

著名医学专家裘法祖教授生前就曾多次提到:“我们老一辈的外科医生也应该多讲自己的临床经验,不但要讲成功的,更重要的是讲一些失败的教训,从而使青年外科医生不再犯我们的错误,这才是真正的帮助。”

 

总之,医学是一门具有社会科学特性的自然科学,不同于数理化等其他自然科学。由于医学的服务对象是人,不但人的相貌、脾性各异,即使是同一种癌症也千差万别。现今的医学对人体的秘密知之甚少,病后的机理更是了解不多,患病本身是一极为复杂的病理、生理变化过程,即使是同一种疾病,病因可能也不尽相同,病后症状亦常是多样化,其疗程演变也各异,各人的体质又各不相同。因此,当今医学距离人们的希望及要求相差甚远。

 

虽然误诊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因此纵容一些不该发生的误诊发生。医生应该尽职尽责作出正确的诊断,杜绝由于责任心不强、粗心大意等原因导致的不可原谅的误诊发生。

 

 

 

(环球医学资讯供稿   责任编辑:Penelope)

参考资料:http://www.jkb.com.cn/news/depth/2015/0413/3662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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