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翼空难引发讨论：医生是否该就“危险病人“保持沉默？

德翼空难引发讨论：医生是否该就“危险病人“保持沉默？

摘要：3月24日，德翼4U9525航班在从西班牙巴塞罗那飞往德国杜塞尔多夫途中，在阿尔卑斯山坠毁，机上150人全部遇难。德国检察官3月30日证实，德翼航空公司涉嫌蓄意坠机的副驾驶安德烈亚斯·卢比茨多年前曾被诊断有自杀倾向并长期接受精神治疗。该名副驾驶空难当天，家中还有医生的假条。这则颇为惊人的消息不免引人发问：一个想寻死的人是如何成为一名商业航班飞行员的？航空管理部门和航空公司在遴选飞行员和监控其健康状况方面究竟有没有疏漏？面对一位患有精神疾病、肩负着全机乘员性命安危的飞机驾驶员，其主治医生是否应该保持“沉默”？

关键词：德翼空难，副驾驶，自杀倾向，精神疾病，监管，医生，二人规则

3月24日，德翼4U9525航班在从西班牙巴塞罗那飞往德国杜塞尔多夫途中，在阿尔卑斯山坠毁，机上150人全部遇难。德国检察官3月30日证实，德翼航空公司涉嫌蓄意坠机的副驾驶安德烈亚斯·卢比茨多年前曾被诊断有自杀倾向并长期接受精神治疗。该名副驾驶空难当天家中还有医生的假条。这则颇为惊人的消息不免引人发问：一个想寻死的人是如何成为一名商业航班飞行员的？航空管理部门和航空公司在遴选飞行员和监控其健康状况方面究竟有没有疏漏？面对一位患有精神疾病、肩负着全机乘员性命安危的飞机驾驶员，其主治医生是否应该保持“沉默”？

德翼空难 副驾驶曾想自杀

检方发言人拉尔夫·赫伦布吕克说，他们搜查了卢比茨位于德国蒙塔鲍尔镇的父母家及其在杜塞尔多夫的公寓，走访了他的亲朋好友，尚未发现任何能够表明卢比茨生前曾谋划蓄意坠机的证据。调查人员先前曾在卢比茨寓所发现多张撕碎的病假条。对此，检方发言人赫伦布吕克没有说明他请假的缘由，只强调没有证据显示卢比茨有任何“身体疾病”。

空难发生后，卢比茨接连被曝出可能罹患抑郁症并饱受眼疾困扰。一些调查人员猜测，视网膜脱落、与女友分手等多重内外因素叠加，可能导致卢比茨不堪承受压力而情绪失控，最终酿成蓄意驾机撞山的悲剧。

随着有关卢比茨的猛料不断被曝出，德国航空管理部门和德国之翼航空公司也被一步步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受到在飞行员招募和管理过程中把关不严、监管不力等诸多质疑。德国之翼航空公司的母公司德国汉莎航空拒绝说明其是否知道卢比茨的精神健康问题，但表示这名年轻的飞行员两年前上岗时通过了所有的医学检查。

德国航空执业医师协会是专为飞行员实施健康检查的医生组织。这一机构说，标准的医学评估可能无法查出飞行员是否正承受严重精神疾病困扰，这并非医生没有尽到职责，而是这类疾病本身的特殊性会给普通医学检查带来不小的困难。

目前，帮助澄清空客失事原因的另一个重要线索——第二个黑匣子目前仍下落不明。据汉莎集团的消息称，寻找第二个黑匣子的工作异常艰难。3月29日，汉莎航空董事会成员戈凯表示，有可能第二个黑匣子受损严重，因此没有发出信号。3月24日失事的客机以每小时800公里的速度撞向阿尔卑斯山脉后粉碎性解体，这是一股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冲击力。但要真正揭开坠机的原因，找到第二个黑匣子也是必要的，因为它能有助专家获得飞机飞行的确切技术数据。

近年来对飞行员精神疾病的监管有所放松

据《纽约时报》报道，欧美的航空机构曾经一律禁止有精神疾病的飞行员驾驶。但近年来，由于医学的发展，公众越来越理解，而且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是可以治疗的，航空监管机构因此放松了限制。

为了鼓励飞行员自主接受治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2010年修改规定，允许飞行员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抗抑郁药物，并允许一些有轻度精神疾病的飞行员在岗工作。随后，欧洲的一些航空公司纷纷效仿美国的这一新政策。“这是为了让飞行员知道，一旦你的病症能早发现早治疗，你还是能继续工作。”美国联邦航空局管理人员兰迪·巴比特说道，“当然，航空公司会审慎地决定飞行员是否能工作，他们服用的药物也必须遵循严格的治疗方案，随时监测他们的身体状况。”但也有一些航空公司对这一政策持保留态度，因为他们担心抗抑郁药物会对飞行员产生副作用。在德翼航空飞机发生坠机事件后，是否会取消这一政策，目前还不得而知。

美国航空专家表示，航空机构往往更注重飞行员的身体素质而非心理素质。航空专家和精神疾病专家表示，目前，美国联邦航空局（FAA）针对飞行员健康状况的监管存在许多漏洞。每年对飞行员的身体检查往往只是针对基本心理健康状况（主要测试是否有抑郁症状），检测心理健康的医生也大多是普通医生，并非专业心理医生。美国航空公司规定，飞行员每年必须接受一次体检，40岁以上的飞行员每年须接受两次体检。只有当飞行员被发现患有心理疾病时，他们才会接受相关评估治疗。

抑郁症患者是否具有工作能力？

关于卢比茨在坠机当天是否还在经受着严重抑郁症的折磨，现在仍在调查中。但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严重抑郁症患者是不可以开客机的，而且很难从事任何工作。与此同时，他们需要关爱、理解和积极的治疗。

有医学专家将抑郁症和“癌症”划等号，因为抑郁症就是精神疾病中的癌症。不同的是，人类对于癌症的研究日新月异，对抑郁症的研究却止步不前。更不用提二者在媒体上完全不等量的曝光度。

世界卫生组织（WHO）发现，虽然对抑郁症已有行之有效的治疗办法，但全球只有不足一半的患者（在一些国家中仅有不到10%的患者）接受有效治疗。其实，即使是接受治疗的那些病人，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重回到正常生活的。有数据显示，现行的抗抑郁药物只对50%的患者有效。据统计，抑郁症患者中，三分之一可以治愈，三分之一发展成慢性，三分之一自杀。

某位战胜了抑郁症的患者总结说：“不要让自己闲着，努力让自己思考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尽可能做一些工作。工作本身就是最好的治疗方式。”这句话或许真的说出了很多抑郁症患者的心声，也或许卢比茨当时也是这么想的，直到他亲手扼杀了149条人命。

抑郁症是一种病症，需要得到正视和治疗，而不是逃避。重症患者自然是不具备工作能力的。

空难引发伦理讨论：医生是否该就危险病人保持沉默？

与此同时，围绕着副驾驶的“病情”，德国人也频频发出疑问：面对一位患有精神疾病、肩负着全机乘员性命安危的飞机驾驶员，其主治医生是否应该保持“沉默”？

德国汉莎航空发言人马丁·里肯日前表示，每一名汉莎航空飞行员筛选程序都十分严格，但德国对医疗记录隐私进行了规定，如果飞行员向私人医生问诊，就没有法律义务必须向航空公司汇报。有专家表示，欧洲的飞行员通常会向私人医生寻求帮助。如没有严格的医疗报告制度，也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风险。

德国《图片报》认为，之所以副驾驶能做出这种所谓的“疯狂之举”，原因是其所在公司，也就是他的雇主德国之翼对他的病情并不了解。但公司为什么会对他的病情一无所知？而这位副驾驶的主治医生又为什么没把“假条”一事告诉其雇主呢？另外，文章透露，显然这位副驾驶不只有精神问题，还因为弱视在接受治疗。

身为医生和医学教授的德国社民党健康专家卡尔·劳特巴赫明确表示，如果病人的病情对他人的身体和生活造成威胁，“那么医生有义务告知病人的雇主，其雇员不具备继续工作的能力。”劳特巴赫补充说，特别是有精神疾病和有自杀风险的病人。

多国公司修订方针

德国之翼航空公司坠机事件引发业内深思，许多欧洲航空公司随后制定“二人规则”，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已经要求国内航空公司采用这一做法。“二人规则”意味着航班飞行过程中，只要机长或副驾驶离开驾驶舱，必须有一名机组人员代替其位置。

德翼坠机事件把一个“心理”疏漏可能带来的伤害放大到无数倍。整个西方社会也在讨论，这其实不仅是飞行员这一工种，对于一些可能掌控着其他人性命的重要工种来说，是否应该提高要求，除了常规的身体检查，再引入常规心理测试？

心理专家，心理健康专业网站Psych Central的CEO John Grohol博士还提出了一点更为实际的建议，虽然这看起来在欧美国家阻力很大。按照惯例，欧洲的医生是需要对病人的情况保守秘密的，所以即使医生怀疑某位病人的情感稳定度，也是不能对外人透露的。这种保密协议当然有其法律依据。但是John Grohol依然建言说，是不是可以在保密协议本身不受到挑战的前提下，允许“特例”。例如，一名本身已经受到抑郁症困扰的病人，可能根本不会将一张写清楚他有心理问题的“病假条”交给老板。此时，考虑到患者病情可能给其日常工作带来恶劣后果，医生是否可以打破常规，知会相关单位？

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众，尤其是雇主对心理疾病的认识和宽容度。这两点我们现在都很缺失，在中西方皆如此。按道理来说，心理疾病应该像身体疾病一样，受到众人的关怀而不是指责，甚至歧视。但对抑郁症这个问题，无论是社会关注度、公开的正视度和讨论解决方案都远远不够。这种疏漏在其他的心理疾病上也有同样的体现。

德国之翼坠机事件告诉我们，飞行员内部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航空公司应该制定防范制度。飞行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必须要得到充分重视，尤其是执行长距离国际长途的飞行员，很容易出现疲劳和心理问题。今后，航空公司应该强化对飞行员的心理疏导，密切观察飞行员的心理异常。

（环球医学资讯供稿   责任编辑：Ada）

参考资料：http://news.163.com/15/0331/09/AM1ASK7K00014JB6.html